夫妻一方在内地、一方在香港，可以去香港起诉离婚吗？——香港离婚司法管辖权及“密切联系”标准的案例研究

随着深港两地人员流动、工作和资产配置越来越频繁，我们经办的跨境婚姻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

夫妻在内地登记结婚，婚后一方主要在深圳生活，另一方长期在香港工作、经营公司；或者双方虽然主要居住在内地，但一方持有香港身份，并在香港拥有公司、银行账户、物业或其他资产。

婚姻关系出现问题以后，当事人经常会直接问我们一个问题：

“我能不能去香港起诉离婚？”

这个问题看起来简单，实际涉及的是香港法院对离婚案件的司法管辖权。它并不能仅凭双方在哪里登记结婚、一方是否持有香港身份证，或者香港有没有房产、公司和银行账户来判断。

我们团队长期处理涉港婚姻家事案件，在实际案件中也经常需要先解决“香港法院到底有没有管辖权”这个前置问题。结合相关案件的办案经验，以及对香港婚姻诉讼规则和相关判例的持续梳理，本文将围绕香港法例第179章《婚姻诉讼条例》（Matrimonial Causes Ordinance）第3条，重点分析香港法院对离婚案件建立司法管辖权的三种法定连接点，并结合香港上诉法庭的代表性案例，进一步讨论实践中最容易产生争议的“密切联系”应当如何判断。

01 什么情况下，香港法院对离婚案件具有司法管辖权？

在讨论香港法院是否具有离婚司法管辖权之前，还需要先说明一个与内地诉讼离婚不同的基本前提：香港原则上要求结婚满1年后才可提出离婚呈请；结婚未满1年的，须先取得法院批准。

在满足这一基本时间条件后，再判断在提出离婚呈请或申请时，婚姻任何一方是否符合香港法律规定的以下三项管辖连接点之一：

【重点提示】

① 三项条件满足其一即可，并不需要同时具备

以上三个相互独立的管辖连接点，彼此之间是“或”的关系，而不是累积关系。

因此，当事人并不需要同时满足三项。只要婚姻任何一方符合其中一项，就可能据此建立香港法院对离婚程序的司法管辖权。

② 判断的是婚姻“任何一方”，并不限于提出离婚的一方

法院判断管辖连接时，并不是只看提出离婚的一方本人是否符合条件，而是看婚姻关系中的任何一方。

例如，妻子本人一直居住在深圳，并不意味着她就不能在香港提出离婚。如果丈夫以香港为居籍、已经连续3年惯常居于香港，或者与香港具有足够的“密切联系”，仍可能据此建立香港法院的离婚司法管辖权。

1. “居籍在香港”，不等于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

“居籍”（domicile）是普通法体系中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法律概念，不能简单理解成我们内地语境下的“户籍”，也不能直接等同于国籍、香港身份证或者香港永久居民身份。

根据香港法例第596章《居籍条例》（Domicile Ordinance）第5条的规定，成年人取得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居籍，核心需要具备两个因素：本人身处该地，并具有在该地建立无限期之“家”的意图。其中，第5(2)条使用的表述是，当事人须具有在该地 “make a home there for an indefinite period” 的意图。

因此，“居籍”的判断既有客观层面的因素，也有主观层面的因素。

客观上，需要看当事人实际上在哪里居住和生活；主观上，还要进一步判断其是否具有长期、无限期以香港为家的意图。

在具体案件中，法院可能会结合当事人的实际居住情况、家庭成员所在地、住房安排、工作及商业活动、财产投资、子女教育，以及其他能够反映长期生活规划的事实进行判断。

所以：

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可以是判断居籍的相关事实，但并不当然等于“居籍在香港”。

2. “连续3年惯常居住”，重点看香港是不是稳定的生活所在地

第二项管辖基础，是婚姻任何一方在紧接提出离婚呈请或申请之前的完整3年期间内惯常居于香港。

相比“居籍”，这一项更侧重当事人的实际居住状态，而不需要进一步证明其准备无限期以香港为家。

简单来说，需要判断的是：

在这连续3年内，香港是否一直构成当事人稳定、通常的生活所在地。

因此，“惯常居住”并不等同于一个人必须连续3年每天都身处香港，也不能单纯按照出入境天数机械判断；短期旅游、出差或者暂时离港，并不当然意味着惯常居住已经中断。

但反过来，如果当事人只是偶尔赴港开会、处理业务或者短期居住，而其主要生活长期稳定在深圳或其他地区，就未必能够满足这一项标准。

这一项判断更多是在回答一个事实问题：

过去连续3年，香港是否一直是这个人日常生活中稳定、通常的居住地？

3. “密切联系”，容易产生争议的灵活性判断

相比前两项，“密切联系”（substantial connection）是最具有弹性、也最依赖具体事实的一项标准。

香港法例本身并没有进一步规定，拥有多少香港资产、每年赴港多少次、是否持有香港身份证，或者是否在香港经营公司，就一定能够构成“密切联系”。

02 “密切联系”：香港法院究竟如何判断？

法院真正需要判断的是：把当事人的居住、家庭、工作、商业、财务及社会活动等因素放在一起看，其与香港之间的联系是否已经具有足够的实质性。

也正因为如此，“密切联系”往往是深港跨境离婚案件中最容易产生争议、也最需要结合判例具体分析的一项管辖标准。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标准在实践中如何适用，我们选取了 ZJW v SY 与 JQ v CLH 两宗具有较强对照性的案件进行分析：前者存在大量“香港元素”，最终仍被认定不足；后者虽然家庭生活并不在香港，却最终被认定存在“密切联系”。

CASE 01｜ZJW v SY

——多项香港联系，仍不足以构成“密切联系”

[2017] HKFLR 612（香港上诉法庭）

核心问题：

丈夫在香港拥有身份、工作、银行账户、投资及住所等多项联系，是否已经足以构成“密切联系”？

案情背景：

本案夫妻双方均在内地出生、成长及接受教育，1992年在福建结婚，婚后长期以深圳作为家庭生活中心。丈夫在深圳经营企业，妻子为全职家庭主妇，双方唯一的儿子亦在深圳出生和成长。

但丈夫与香港之间同时存在不少联系。2009年，丈夫获委任为香港上市公司的执行董事，并取得香港工作许可，夫妻及儿子均取得香港身份证。此后，丈夫还参与其他香港公司的业务，持有香港银行账户，并于2014年在湾仔租用服务式公寓。妻子还指出，丈夫在香港高等法院涉及一宗约3.37亿港元资产的诉讼，并在香港持有数额相当可观的投资。

妻子据此主张，丈夫已经与香港形成《婚姻诉讼条例》第3(c)条意义上的“密切联系”，香港法院对双方离婚具有司法管辖权。

法院如何判断？

法院并没有否认丈夫与香港“存在联系”。真正的争议在于：这些联系是否足够实质（“substantial”）的程度。

法院特别注意到，夫妻从未在香港共同生活；丈夫在此前多年中的留港时间整体有限，相当部分属于当天往返，其赴港活动主要与商业会议及香港高等法院诉讼有关。原审法院认为，其中部分活动具有明显的短期及特定目的。

对于丈夫在香港的工作，法院亦注意到部分职位属于顾问性质，相关工作主要可以在内地完成；至于香港投资，虽然金额很大，但有关资产主要通过代名人或受托人持有，而且丈夫可以从深圳进行管理。

因此，法院认为丈夫确实通过工作、投资及诉讼等事项与香港存在联系，但放回其整体家庭、生活和经济背景中观察，这些联系仍未达到建立香港离婚司法管辖权所要求的实质程度。妻子的离婚呈请最终因欠缺司法管辖权而被驳回，上诉法庭亦维持这一判断。

实务意义

ZJW v SY 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并不是法院否定了某一种“香港因素”的价值，而是它明确说明：

香港身份、香港账户、香港公司职位、香港住所及大量香港资产，都只能作为判断“密切联系”的因素，而不能单独决定管辖权。

法院最终看的，是这些因素在当事人的整体家庭生活及经济活动中究竟占据什么位置。

换言之，有很多香港元素，不等于香港就是这段婚姻或当事人生活中的实质连接地。

CASE 02｜JQ v CLH

——家庭生活并不在香港，但长期、持续的经济及社会联系足以构成“密切联系”

[2022] HKCA 489；[2022] 2 HKLRD 632（香港上诉法庭）

核心问题：

夫妻和子女从未真正以香港作为家庭生活所在地，但丈夫长期以香港作为商业及财务基地，是否仍可构成“密切联系”？

案情背景：

夫妻双方均为内地居民，2013年结婚并育有四名子女。在妻子提出离婚呈请时，丈夫居住东莞，妻子与部分子女居住上海，另有子女居住美国。双方的婚姻生活“从来不在香港”，妻子和子女在双方关系期间亦没有真正长期生活于香港。

但丈夫与香港之间长期保持着重要的经济和社会联系。虽然其本人主要居住内地，但香港一直是其商业和财务活动的重要基地。法院注意到，他长期从内地远程管理香港业务和个人财务，同时持续因商务会议、银行事务、身体检查及社会活动等原因往返香港。

法院如何判断？

丈夫在上诉中主张，在本人及家庭均不在香港居住的情况下，只有存在某种“特殊情形”（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才应认定其与香港具有密切联系。

香港上诉法庭没有接受这种理解。

法院指出，过去部分判例曾提到，如果当事人的家庭成员均不在香港，通常只有在较为特殊的情况下，才可能仍与香港形成密切联系。但上诉法庭在本案中进一步澄清，这并不是一项额外的法律门槛。法院无需先判断案件是否“特殊”，真正需要判断的始终是：

在提出离婚呈请时，当事人与香港之间是否事实上存在足够实质的联系。

在本案中，虽然丈夫和家庭成员都主要生活在东莞或海外，但香港长期是其商业和财务的核心运作基地（“home base”）。他并非偶尔赴港，也不是为了某一个短期项目而与香港发生联系，而是长期维持着持续的经济和社会存在。法院认为，这种联系已经具有足够的实质性。

最终，上诉法庭维持原审判断，认定丈夫与香港存在《婚姻诉讼条例》第3(c)条意义上的“密切联系”，香港法院因此具有离婚司法管辖权。

实务意义

JQ v CLH 的意义在于，它进一步说明：

“密切联系”并不以当事人或其家庭必须实际居住香港为前提。 长期、稳定而且具有实质意义的经济和社会存在，同样可能成为建立香港离婚管辖权的重要依据。

这对于深港以及大湾区跨境家庭尤其具有参考意义。现实中，一个人完全可能主要居住深圳或其他内地，但其收入、企业经营、融资、银行关系及社会活动长期集中于香港。在这种情况下，物理居住地虽然重要，却并不是唯一决定因素。

两案对比：法院真正关注的是什么？

把 ZJW v SY 和 JQ v CLH 放在一起看，两案表面上似乎存在某种矛盾。

前者ZJW v SY 中，丈夫在香港有身份证、有工作、有银行账户、有住所，还有大额资产及香港诉讼，法院却认为联系不足；

后者 JQ v CLH 中，夫妻及子女从未真正以香港作为家庭生活所在地，丈夫本人主要居住东莞，法院却最终认定其与香港存在“密切联系”。

实际上，它们恰好共同说明了香港法院判断 substantial connection 的方法：

因此，两宗案件真正共同说明的是：香港法院并不是简单计算一个案件中存在多少个“香港元素”，而是进一步判断这些联系的性质、持续时间，以及它们在当事人整体生活和经济结构中的重要程度。

“密切联系”的判断，关键不在联系的数量，而在这些联系是否具有足够的实质性。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实际案件中，同样是“人在深圳、香港有公司、有账户、有资产”，最后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管辖结论。

03 如何证明与香港存在“密切联系”？

“密切联系”本质上是一个高度依赖具体事实的判断。因此，在实际案件中，仅仅主张“对方在香港有公司”“对方经常去香港”或者“对方在香港有资产”，通常并不足以完成管辖事实的证明。

真正需要向法院呈现的，是一套能够反映当事人与香港之间联系的内容、持续时间、稳定程度及实际重要性的完整事实。

从香港法院在相关案件中的判断可以看到，法院并不会机械地以某一项事实决定是否存在“密切联系”，而是会把当事人的居住、家庭、工作、商业活动、财务安排及社会联系放在整体生活背景中综合评价。

因此，在具体案件中，如果需要以“密切联系”作为香港法院取得离婚司法管辖权的基础，证据可以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梳理：

这里尤其需要注意，证据的价值并不只取决于“有没有”，还取决于这些事实背后的性质。

例如，在 ZJW v SY 中，丈夫确实在香港拥有银行账户、投资、公司职位和住所，也多次往返香港，但法院进一步考察后发现，其大量赴港活动与具体商业会议及香港诉讼有关，不少属于当天往返；部分香港工作可以主要在内地完成，其大额香港投资亦主要通过代名人或受托人持有，并可从深圳进行管理。法院因此认为，这些因素虽然能够证明丈夫与香港“存在联系”，但放在其整体生活背景中，仍不足以证明这种联系已经达到“密切联系”的程度。

这也意味着，在证据准备时，不能只停留在罗列“香港元素”。

例如，同样是一份香港公司的董事资料，需要进一步说明当事人是否实际参与经营、相关职位持续了多久、其主要工作是否确实在香港完成；同样是一份香港银行账户，也需要结合账户用途、资金规模、收入来源及日常财务安排，判断香港是否真正构成其重要的财务活动中心。

因此，对于“密切联系”的证明，我们更关注的并不是材料数量本身，而是这些证据能否共同回答三个问题：

这种联系是否长期存在？ 这种联系是否稳定、持续？ 这种联系在当事人的整体生活、商业和财务活动中，是否具有足够重要的实质意义？

只有把这些事实串联起来，才能形成一套真正能够支持“密切联系”判断的证据链条。

04 关于香港离婚管辖，几个常见问题

Q1｜我们在内地登记结婚的，也可以在香港起诉离婚吗？

可以。婚姻在内地登记，并不当然排除香港法院的离婚司法管辖权。

结婚地点并不是《婚姻诉讼条例》第3条规定的管辖连接点。只要婚姻本身合法有效，并且婚姻任何一方符合“居籍”“连续3年惯常居住”或“密切联系”中的一项，仍可能在香港提出离婚。

反过来说，即使双方是在香港登记结婚，也不代表香港法院当然具有离婚司法管辖权。

Q2｜我一直住深圳，对方每天去香港上班、晚上回深圳，这种情况可以在香港起诉吗？

不能仅凭“每天去香港上班”直接判断，需要进一步判断其实际生活状态以及与香港联系的性质。

如果对方长期居住深圳、每天往返香港工作，仅凭工作地点未必足以证明其“连续3年惯常居于香港”；但如果其长期在香港任职、经营企业，主要收入和商业活动也集中在香港，则还需要进一步判断是否构成“密切联系”。

ZJW v SY 就很能说明这一点。该案丈夫长期居住深圳，曾频繁赴港，而且2014年赴港53次、2015年赴港45次，其中相当部分属于当天往返。来港次数本身并不能决定是否存在“密切联系”，还要结合每次赴港的目的、停留时间、性质，以及整体生活模式判断。

所以，对于“深圳居住＋香港通勤”这类典型深港家庭，不能简单按照“在哪里上班”判断管辖，而要把居住和商业联系分别分析。

Q3｜对方是香港永久居民，但这几年一直住在内地，还能在香港起诉吗？

有可能，但不能仅凭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判断。

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并不当然等于“居籍在香港”，也不能单独证明存在“密切联系”。还需要结合其实际居住情况、长期生活安排，以及是否持续在香港工作、经营企业、取得收入或维持其他重要经济及社会联系综合判断。

因此，这类案件真正需要问的并不是：

“他有没有香港身份？”

而是：

“除了香港身份以外，他现在与香港之间还保持着怎样的实际联系？”

Q4｜我们两个人都住在内地，但对方的公司、主要收入和生意都在香港，可以在香港起诉吗？

存在以“密切联系”为基础建立香港司法管辖权的可能。

家庭不在香港，并不当然排除“密切联系”。前文讨论的 JQ v CLH 就属于这一类情况，丈夫主要居住东莞，家庭生活也不在香港，但由于其长期在香港保持持续而重要的商业、财务及社会联系，最终仍被认定与香港具有“密切联系”。

因此，如果对方虽然生活在内地，但香港长期是其主要商业经营和财务活动的重要基地，例如主要公司在香港经营、核心收入来自香港、长期在香港处理融资及银行事务，并且这种状态已经持续较长时间，就可能成为认定“密切联系”的重要依据。

但“公司在香港”或“收入来自香港”本身都不是充分条件，仍要结合这些联系的持续时间及其在当事人整体经济活动中的重要程度判断。

Q5｜对方去香港工作还不到3年，是不是就一定不能在香港起诉离婚？

不是。

“连续3年惯常居住香港”只是《婚姻诉讼条例》第3条规定的三种管辖基础之一，并不是所有香港离婚案件都必须达到的统一门槛。

即使对方在香港居住或工作尚未满3年，如果其居籍在香港，或者已经与香港形成足够的密切联系，仍可能建立香港法院的离婚司法管辖权。三项条件属于选择关系，并不需要同时满足。

结语

所以，回到最开始的问题：夫妻一方在内地、一方在香港，能不能去香港起诉离婚？

不能只看一方是不是香港永久居民，也不能只看香港有没有房子、账户或者公司。

必须回到《婚姻诉讼条例》第3条，依次分析婚姻任何一方是否以香港为居籍、是否在提出离婚前连续3年惯常居于香港，或者是否与香港存在足够实质的“密切联系”。

其中，“密切联系”尤其不能机械判断。从 ZJW v SY 到 JQ v CLH，香港法院关注的始终不是当事人能够列举出多少个“香港元素”，而是：香港在这个人的整体家庭、生活和经济结构中，到底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而在真正的跨境离婚案件中，“香港法院有没有司法管辖权”其实只是第一层问题。即使香港已经具备司法管辖权，当内地和香港均与婚姻存在紧密联系时，最终是否适合在香港继续审理，还可能涉及另一套法律判断。

该问题，我们留到下个专题文章再具体讨论。

相关法例及案例

1、香港法例第179章《婚姻诉讼条例》Matrimonial Causes Ordinance(Cap. 179)

Section 3 — Jurisdiction in divorce The court shall have jurisdiction in proceedings for divorce under this Ordinance if— (a) either of the parties to the marriage was domiciled in Hong Kong at the date of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petition or application; (b) either of the parties to the marriage was habitually resident in Hong Kong throughout the period of 3 years immediately preceding the date of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petition or application; or (c) either of the parties to the marriage had a substantial connection with Hong Kong at the date of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petition or application.

第3条｜对离婚案的司法管辖权 如属下列情况，法院对根据本条例进行的离婚法律程序具有司法管辖权—— （a）在呈请或申请提出当日，婚姻的任何一方以香港为居籍； （b）在紧接呈请或申请提出当日之前的整段3年期间内，婚姻的任何一方惯常居于香港；或 （c）在呈请或申请提出当日，婚姻的任何一方与香港有密切联系。

Section 12 — Restriction on petitions within one year of marriage (1) Subject to subsection (2), no petition for divorce shall be presented to the court before the expiration of the period of 1 year from the date of the marriage (hereafter in this section referred to as the specified period). (2) A judge of the court may, on an application made to him, allow the presentation of a petition for divorce within the specified period on the ground that the case is one of exceptional hardship suffered by the petitioner or of exceptional depravity on the part of the respondent; but in determining the application the judge shall have regard to the interests of any child of the family within the meaning of section 2 of the Matrimonial Proceedings and Property Ordinance (Cap. 192) and to the question whether there is reasonable probability of a reconciliation between the parties during the specified period. (3) Nothing in this section shall be deemed to prohibit the presentation of a petition based upon matters which occurred before the expiration of the specified period.

第12条｜对结婚后1年内提出呈请的限制 （1）除第（2）款另有规定外，自结婚当日起计1年期间（本条下称指明期间）届满前，不得向法院提出离婚呈请。 （2）有关法院的法官在接获申请时，可基于呈请人蒙受异常的困苦，或基于答辩人的行为异常败坏的理由，准许在指明期间内提出离婚呈请；但法官在裁定有关申请时，须顾及《婚姻法律程序与财产条例》（第192章）第2条所指的任何家庭子女的权益，亦须顾及在指明期间内双方达成和解的合理可能性。 （3）本条的规定，不得被当作禁止以指明期间届满前发生的事宜为理由而提出离婚呈请。

2、香港法例第596章《居籍条例》Domicile Ordinance (Cap. 596)

Section 5 — Domicile of adults (1) On becoming an adult, an individual retains (subject to subsection (2)) the domicile that he had immediately before he becomes an adult. (2) Subject to sections 6, 7 and 8, an adult acquires a new domicile in a country or territory if— (a) he is present there; and (b) he intends to make a home there for an indefinite period. 第5条｜成年人的居籍 （1）除第（2）款另有规定外，任何个人于成为成年人时，保留在紧接成为成年人之前的他的居籍。 （2）在符合第6及7条的规定下以及除第8条另有规定外，成年人如—— （a）身处某国家或地区；并且 （b）意图无限期地以该国家或地区为家， 则取得该国家或地区居籍为新居籍。

3、ZJW v SY [2017] HKFLR 612

4、JQ v CLH [2022] HKCA 489, [2022] 2 HKLRD 632

本文仅就香港离婚司法管辖权的一般法律规则及相关判例作研究整理，不构成针对任何具体案件的法律意见。